对话周恩来卫士、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高振普|周恩来

“两位老人奉献、忘我，全心全意为老百姓做事，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顾全大局，一点都没掺杂私念，干干净净。”近日，高振普将军接受新京报独家专访时说，他们的言传身教，在细微之处熏陶着我们。无论是从生活上还是政治上，周总理邓大姐总是关心爱护、教育培养我们，我们敬仰他们。为什么西花厅工作的同志把西花厅当成家？就是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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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是周总理逝世纪念日。

近日，新京报记者从人民出版社获悉，由周恩来卫士、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高振普著作的《周恩来卫士回忆录（视频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高振普1938年出生于山东济宁，1956年调任中央警卫局，1961年开始担任周恩来总理卫士，1983年任邓颖超警卫秘书，曾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1991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1998年退休，现任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

前后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31年，高振普见证了周总理夫妇的简朴生活和崇高风范。在担任周恩来警卫期间，他亲历了“文化大革命”“九一三”等重大历史事件。周恩来、邓颖超逝世后，高振普遵从两位老人遗愿，参与处理后事，并把两位老人的骨灰撒向江河大地。

“两位老人奉献、忘我，全心全意为老百姓做事，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顾全大局，一点都没掺杂私念，干干净净。”近日，高振普将军接受新京报独家专访时说，他们的言传身教，在细微之处熏陶着我们。无论是从生活上还是政治上，周总理邓大姐总是关心爱护、教育培养我们，我们敬仰他们。为什么西花厅工作的同志把西花厅当成家？就是这个原因。

谈及宣传纪念，高振普说，对老一辈革命家的宣传要实事求是，要保证真实性，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要搞虚假的东西，不能以歌颂的方式来贬低领袖。

该书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王双梅担任特约编辑。责任编辑刘伟对记者说，该书原版于2000年。此次高振普将军在原书基础上增加近万字，并新增了大量资料图片。该书另外一大亮点是增加了高将军在各地演讲时的视频14个，以二维码形式穿插在书中，增强了可读性和互动性。

谈到周总理身边工作

“邓大姐鼓励我说，咱们只是工作分工不同，都是为党、为人民工作”

新京报：你是如何调到中央警卫局工作的？

高振普：1954年，我从山东省公安干部学校毕业后，分配在山东省公安厅工作。1956年3月，中央警卫局到省公安厅调干部到北京工作，本来推荐的没有我。那年我才18岁，是一个办事员。一天晚上，干部科科长突然找我谈话，说调我去北京，已经开好介绍信，“兹介绍我厅高振普同志去你局做卫士工作”。当时，我也不懂什么叫卫士工作，也没敢问，第二天早上就坐火车来到了北京。

后来我才知道，省公安厅推荐的5个人，有一人政审不合格，被中央警卫局否定了，让我顶替上。来到北京第二天，我们就开始了为期7个月的岗前培训。培训结束，我被分配到中央警卫局做服务员。刚开始我有些想不通，后来知道是为毛主席等中央领导服务，要为重大会议、国宴招待等做好服务，我思想就立马转变过来了，心里很激动，也愿意学习愿意干，进步很快，一心一意地把工作做好。

在中央领导人面前，我们尽力把服务工作做得周到细致。当年还没有建成人民大会堂。毛泽东宴请外国元首的国宴就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见重要外宾，也是在中南海。因此，我们服务工作的好坏，对国外也有一定影响。中央的很多会议都在中南海的颐年堂、勤政殿、怀仁堂、居仁堂、西楼大厅召开。所以，对进入中南海人员的培训是极其严格的，在工作中要求则更严。我们这些人大多来自农村或小城市，见识不广，知识面窄，工作起来确实有较大难度。干力气活我们个个都是强手，一个人可以扛起五把椅子，几十斤重的方桌一人扛起来就走。可为首长当服务员，干的都是细活，端茶、倒水、递个毛巾，活儿是轻便多了，可心里挺紧张。

新京报：这期间，你接触过周恩来总理吗？你是如何到他身边工作的？

高振普：五年多来，我也曾接触过周总理。都是总理参加会议或是会见外宾时，为总理服务。

1961年5月的一天，警卫局领导找我谈话，说是周总理那里要你去工作，先去试一下，如果可以，就正式调去。我听后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能去敬爱的周总理身边工作；紧张的是，想起五年前我被调来警卫局开始培训时，老同志介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性格、嗜好、脾气。他讲到周恩来时，说总理办什么事都严肃、认真，在总理面前不能出一点纰漏。甚至于对你的一举一动，总理都可以看透你在想什么。

怀着这种心情，我先到警卫处接受培训，为的是更多地学习、掌握警卫知识，更多地接触周总理。两个月后，即1961年7月，我被调到总理身边。

新京报：到周总理身边工作，有什么特别要求吗？

高振普：刚调到西花厅当周总理的卫士，邓颖超大姐找我谈话。大姐说：“总理的两个警卫员，一位送农村去锻炼了，一位在最近检查身体时，查出了毛病，暂不能工作，所以身边很需要人。这些情况成元功都向你讲了吧？总理很忙，需要你们在生活上多帮他。”我向大姐表示，一定要尽力工作，多多请教成元功同志，尽快熟悉工作环境。大姐鼓励我说：“只要用心，很快就会熟悉的。你不要小看自己的工作，恩来同志当总理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你来这里工作也同样是为人民服务。我身体不好，也在工作，咱们只是工作分工不同，都是为党、为人民工作，咱们是平等的同志关系。”

大姐问我是党员吗？我说是预备党员。大姐说，预备党员也是党员，只是权利不同，党员标准和义务是一样的，要按党员标准衡量自己，时刻想着自己是一名党员，严格要求自己。邓大姐的一番谈话，使我有些紧张的心情放松了许多。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为周总理、大姐服务的时间虽然有长有短，但对他们平等待人的感受却是一样的。

周总理和邓大姐都不准许我们叫他们“首长”。有的同志初次见到总理，很习惯称呼“首长”，总理马上纠正说：“这里没有首长。”他把革命队伍里的人视为平等的关系，认为称呼“同志”更亲切。在院子里散步时，对向他敬礼的哨兵说：“我经常在院子里散步，见到我就不要敬礼了，咱们都是同志嘛。”在与人们合影时，他不因为是总理就站或坐在第一排的中间，很多时候他都站在边上。

周总理交办的事，是什么就是什么，而不准许冠以“指示”二字。不准用“指示”二字是很有道理的，“指示”是命令，命令是要执行的，没有什么可考虑的。总理不把他说的话看成“指示”“命令”，是要让办事的人有所思考。

谈周总理反对特殊化

“周恩来、邓颖超对自己要求严格，对身边工作人员也同样，无论是哪一方面，从来不搞特殊化”

新京报：周总理平时对你们要求是不是很严格？

高振普：我最开始到总理身边工作时，卫士长成元功让我主要在西花厅服务，照顾总理的生活起居，打扫卫生，在家学习文件等，还没有外出任务。总理有一条要求，不让其他服务员做他办公室的卫生，纸篓里的废纸只让我们两个警卫员负责焚烧。他对我们很信任，这也是他多年养成的保密习惯。

▲周总理与国务院招待科工作人员合影，右一为高振普

几个月后，我可以跟着周总理外出，但仅限于中南海活动，其他地方还不能去。1961年11月的一天，周总理去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开会，临上车时，总理转身对我说：“在中南海开会，你不要跟去了，在家学习吧，有老杨（指司机杨金明）就行了。”

当时是特殊困难时期，中央有要求，开会不招待茶水，需要自费买茶。总理乘车一走，我马上给会场工作人员打电话，请他们照顾一下，并请服务员给总理备一杯茶水，茶钱以后付。总理开会回来，已过了吃饭的时间。刚吃上饭，他就把我叫去，问我：“今天开会我喝的茶是哪里的？”“是我叫服务员给你的。”“钱给了吗？”“已叫服务员记账了，下次一块给。”

总理一边吃饭，一边对我说：“现在已经规定，中央开会不招待茶，今天的茶可以不给我要，我一次不喝茶水没有什么关系，而且会场也没卖茶。”我一时没有领会总理这番话的意思，说：“您昨晚睡得那么少，喝点茶，可以提提精神。”

总理放下手中的筷子，加重语气说：“现在我们的国家是在暂时困难时期，人民生活很艰苦，我少喝一杯茶又算什么？”我才觉察到今天的事不单是一杯茶的问题了。邓大姐坐在饭桌旁，看出我有点紧张，就对总理解释说：“小高来咱家不久，对你的情况还没完全了解，不要批评吧。”总理忙说：“就是因为他刚来，我要告诉他，并不是批评他，是提醒他注意。”

我此时又紧张又内疚，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过了一会，总理接着说：“我给你们规定几条，你们可以研究一下。在我这里工作，为我办事，要先征得我的同意；要把你们和我联系起来；要和我的职位联系起来；要和政治联系起来；要和全国人民联系起来；要时刻想到六亿人民。”

我马上向总理表示，把他的这些指示向党支部全体同志传达，今后一定注意。总理说：“我不是什么指示，不过是帮助你们认识这个问题就是了。”我把总理的一番谈话，向卫士长成元功报告了。他马上组织我们座谈，规定了在北京开会和离京去外地都自带茶叶等一些相应的具体规定。

虽然是一杯茶，但教训深刻，这就是要求我们不要搞特殊化，不要借总理的权力去办事。周恩来、邓颖超对自己要求严格，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也同样是很严格的，无论是哪一方面，从来不搞特殊化，在总理、大姐身边工作过的人员都有这种切身体会。

新京报：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周总理是不是都是自己做？

高振普：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医生、护士、服务员，都是尽全部精力把事情想得细致、周到些，做得全面些，都把自己的那份工作提高到政治的高度去看待。虽然每天接触的是周恩来总理，但也是为人民服务，使总理多一点时间去想国家大事、人民的大事。周总理总是亲力亲为，他多次对我们说，他能做的事，不要帮他，生活上的事，尽量自理。

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洗脸用的毛巾，他都是自己清洗；刮脸用的刀架刀片，使用后自己洗干净；办公桌上的铅笔、毛笔、放大镜、文件用完后都是自己整理；离开办公室时，坐过的椅子也要摆好，最后还要环顾一下，才离开。

到外边开会，见首长到来，守在会场门口的服务人员会及早把门打开，有时两扇大门同时开。周总理见此情况多次讲过，要内外有别，对外宾可以这样，显得很排场，对他就没必要了，开一扇门就可以进去，特别是冬天，两门大开，影响室内温度。人们的习惯做法很难改变，总理说他自己可以开门，这样还可以锻炼一下，不然，以后手都不会动了。

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虽然生病了，周总理能干的事情也是自己干。邓大姐也主张这样，让总理多动动手，不用管这么多。

谈总理的爱好

“爱好非常广泛，很多爱好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

新京报：你在书中写道，周总理平时喜欢和你们打乒乓球？

高振普：打乒乓球主要是可以让总理得到很好的休息。

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比赛，中国队获得男、女单打第一名，中国乒乓健儿从此为世界所瞩目。这次比赛结束后，周总理热情地接见了运动员代表和体委的负责同志。荣高棠和国家体委的同志把第二十六届世乒赛争夺团体冠军赛的那张乒乓球台送给周总理，以表达他们对总理的敬仰，也是对总理关心、支持体育事业的感谢。

周总理对他们表示心领了，但不能收下这乒乓球台。后来，体委的同志请总理办公室人员一起做工作，说这台子不只是给总理的，而是送给办公室的全体同志打球用的。总理这才破例地接受了这份特殊的礼物，把它摆在他办公室隔壁的房间里。

有了这副台子，周总理打乒乓球的机会就多起来了。办公时间长了，利用打球来休息一下脑子；夜间办公很困了，又不能睡觉，打一下乒乓球可提提精神。秘书、警卫员、医生都陪他打过。因为他右臂不方便，我们的打法就适应他，多为他送球到右边，便于他抽、扣、吊。

▲周恩来休息时间打乒乓球

我和总理打乒乓球时光递球，后来从中摸索出一套适合总理锻炼的打法。如果总理是开会回来，他精神很好，我除递球任他扣、吊外，一有机会，也回敬他一个硬球；如果是办公中间休息时，我主要是把球供他右手，有时也送中线球，让他稍微挪动一下脚步，角度一定不能过大，以防摔跤；如果是夜间打乒乓，就要把球供给他最好的位置，使他不用挪步，就可较轻松地调动我左右奔跑。这样他就会很好地放松精神，达到休息的目的。

总理打乒乓球和办事一样认真，每打一球，他都很用力气，善用技巧，调动我们左右奔跑。谁胜谁负他却不计较，只是为达到休息一下的目的。

新京报：除了乒乓球，总理还有没有其他的爱好？

高振普：总理爱好非常广泛，很多爱好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比如，为了民间艺术不流失，他就去看京韵大鼓，鼓励曲艺发展；为了发展话剧、歌剧，《蔡文姬》他看的不止一次，看完后还会去与演出人员交流。后来“文化大革命”一闹，就没时间去了。总理晚年不作诗，因为太忙，没时间在这方面思考太多。

谈亲历重大历史事件

“周总理从国家、党的最高利益出发，毅然举荐邓小平同志”

新京报：你在总理身边15年，一定亲历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吧？

高振普：从1961年我到总理身边工作，到1976年总理逝世，我是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比如红卫兵住进中南海、“九一三”事件、周恩来举荐邓小平等等，我都在周总理身边。

新京报：可否谈谈周总理举荐邓小平的过程？

高振普：1975年的哪一天，我记不清了，可能是在七八月份，周恩来感到自己的病情会加重，要想康复怕是很困难了。国内、国际，党内、党外有那么多事需要去做。小平同志虽已掌管着日常工作，可他仍为副总理，党内排名在王洪文之后。周总理从国家、党的最高利益出发，毅然举荐邓小平同志。

总理叫我拿来纸和笔，半靠在病床头，请医生和护士们退到病房外，室内只剩下邓大姐和我。我帮总理坐稳后，知道他要写东西。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叫医务人员退出的，所以我也想转身退出。总理叫住我，说不用出去。周总理一手托着放好纸的木板，开始写了。

邓大姐见总理托着板，写字很费劲，便说：“你口述，我代你写吧。”总理说：“不用了，还是我亲自写。”我站在总理的右方，看着他是给毛主席写信，是向毛主席提议，由邓小平代替他现任的国家和党内的职务位置。虽然没明确地写上“总理”“第一副主席”，但这职务位置已明确了小平同志的职务。他写完交给了邓大姐。邓大姐向小平同志通报了这封信的内容。据说此信已上报，始终无音讯。

后期，周总理的病情加重。邓小平、张春桥、王洪文、叶剑英、李先念等一同来到病榻前，看望周恩来。周总理对着张春桥、王洪文说：“你们要帮助小平工作。”小平同志可能没听清楚，退至病房门口，问张春桥：“总理说的什么？”张春桥说：“总理叫咱们好好工作。”他没把周总理的原话告诉小平同志。

我听后很惊奇：他怎么没出门，就变了。当然，张春桥是“四人帮”的“智多星”，他为什么这样讲，目的就不言而喻了。

新京报：你怎么看“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的处境？

高振普：那个时期总理的处境相当困难，他要考虑到党的团结和国家的稳定，要考虑到全国人民的衣食住行，又要把一些过分的东西扭转过来。当时有个口号叫“抓革命、促生产”，周总理充分利用这个口号，使它成为“抓生产”“抓业务”的代名词，成为同林彪、江青一伙作斗争的一个特殊武器。

“文化大革命”时期，总理有时很苦恼，后来得癌症跟这个也有很大关系。常常听到一些熟悉的人“倒台”了，我们身边工作人员也很紧张。总理太累了，需要消耗太大的体力精力去处理这些问题。

谈参与处理周恩来、邓颖超后事

"两次骨灰的撒放，两次痛心的惜别，两次不同的方式"

新京报：周总理生病住院的日子，是怎样的？

高振普：1972年5月11日，一次为周总理做尿样化验中，发现了异常细胞。北京医院、协和医院、三〇一医院的几位专家初步认为是癌细胞。后来病情恶化，1974年6月1日，总理住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〇五医院。从住院到逝世，总理共接受六次大的手术、八次小手术。他都忍受着多么巨大的痛苦，我们没有听到他叫一声痛。

住院期间，总理还是坚持工作。到后期，总理办公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基本上恢复了他的往常的工作时间，有时晚上工作到深夜。病房已成为他办公、开会的地方，医院也成为他会见外宾的场所。

我们后来统计，在他生命最后的五百八十七天里，我们的总理约人谈话二百五十四人次，这里面包括他主动约请和别的领导人要求来谈话的。而看文字材料、批阅文件、看书等所用的时间就没法统计。我们有这样一个印象：总理不像是在治病休息！

新京报：总理逝世时，你在身边吗？

高振普：1976年1月8日这一天，我们和往常一样，总理的另外一名警卫张树迎向我交班，由我守在总理的病床前。我抚摸着总理干瘦的左臂。这是总理住院后期，我养成的习惯。他的手臂发热，我比较放心。此时总理还转过脸来，看看我。我很习惯地对总理点点头，他没说话。

约半小时后，乔金旺同志走过来示意叫我出去休息一会，我刚走出病房门口忽然电铃响了，这不是平时的电铃，而是为遇紧急情况专设的电铃。大家快步跑向病房，几乎同时看到监护器上的心跳显示，心跳七十几次，持续下跌。医生们按照原定的抢救方案，采用了所有措施，呼唤、人工呼吸……都不起作用。1976年1月8日9时57分，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去得那么突然，走得太快太早了。

全体医务人员、工作人员都站在总理的周围。病房里一片哭喊声。中央领导人接到总理去世的消息后都急匆匆地赶来了。李先念第一个走进病房，他弯下身子，双手紧握着总理的手，只叫了一声“总理……”便再也说不出话了，泪水一下涌了出来。他悲痛得双手发抖，站都站不稳了。我们赶快把他扶到沙发上。他坐在那里双眼盯着总理的遗容，无言地抽泣着。

邓小平、叶剑英都来了。他们都怔怔地站在总理床前，深深地向总理鞠躬。11时5分，由邓小平带领，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陈锡联、张春桥、王洪文等走进总理病房，围在总理遗体前肃立。小平同志说：“恩来同志，安息吧！”然后向总理三鞠躬，目视着总理，缓缓地退出了病房。周恩来的遗体，经过医务人员的精心整理，于当日12时许转送到北京医院。

▲1976年1月11日，高振普（前排左一）向周恩来最后告别

新京报：可否谈一谈把总理骨灰撒向江河大地的过程？

高振普：周总理去世的当天，邓大姐向党中央提出了总理生前的请求：骨灰不要保留，要撒掉。

1976年1月12日上午，邓大姐把张树迎和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对我们说：“恩来同志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已批准。今天叫你们二人来，赵炜也参加，就是要研究一下把骨灰撒在什么地方。”“你们二人跟随恩来同志（周总理去世后，大姐就不称呼总理了）工作多年，已向中央请求并得到批准，由你们二人执行撒骨灰的任务。这是你俩为恩来同志办的最后一件事……”

听了大姐的这一番话，我们更理解大姐此刻的心情。这是对我俩多大的信任啊！我们当即表示：“请大姐放心，一定完成好。”

最后，由中央决定派飞机去撒。汪东兴同志具体布置这次任务，指定由罗青长（长期担任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郭玉峰（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张树迎和我去执行撒骨灰的任务，并对我们说：已经确定了投撒骨灰的地点。什么时间撒，听从机长的命令。

1月15日下午，追悼大会结束后，晚7时半左右，大姐带着我们走进了大会堂西大厅。总理的骨灰已安放在这里。我们从邓大姐手里接过骨灰，穿过大会堂地下室，坐上总理生前坐过多年的苏制灰色吉姆车。邓大姐由她的秘书赵炜、保健医生陈士葆、护士刘新莲陪着，乘另外一辆车紧随在后，离开了大会堂，向东驶去。

晚8时许，我们到达坐落在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一架平时作为洒农药用的安–2型飞机已停在那里。我们迈着沉重的脚步登上飞机。北京的上空，笼罩着乌云。按照计划，在北京上空撒下了总理的第一包骨灰。

总理的第二包骨灰撒向密云水库。这是按照邓大姐原来设想的，把骨灰撒向有水的地方，选定密云水库既有水，骨灰又可飘向长城内外。然后向天津飞去。飞机临近天津，借着月光，把总理的第三包骨灰撒向海河。

在黄河入海口，我们撒下了总理的最后一包骨灰，于16日零时45分返回机场。经过近四个半小时的飞行，中间没停留，按照选定的投放点，没有再惊动其他什么人，更没有再搞什么仪式，完成了总理生前的愿望和邓大姐重托。

新京报：这之后你就留在邓颖超身边工作？

高振普：总理逝世后，我和张树迎都回到了中央警卫局，我做参谋工作。当时，邓大姐对我们说：“西花厅的大门对你俩是开着的，什么时候想来就来，用不着联系。”离开后，我时刻惦记着大姐。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大姐被增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按规定是可以派警卫员的，邓大姐坚持不要，不增加编制。对她的外出活动，警卫局都视情况派人随卫，而且是选派她熟悉的人。后来，局领导明确对我讲，以后邓大姐在京的活动主要由我跟随。

邓大姐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多次出国，有些国家都是破格接待。八次出国，我和庞廷金轮流随卫。随着时间推移，邓大姐年事已高，国事、外事也多，赵炜一个人忙里忙外顾不过来。邓大姐点名要我来当她的警卫秘书，于是，我于1983年3月26日，又回到了邓大姐身边，回到了我离开六年的西花厅。

一直到1992年邓大姐去世，实际上，我在两位老人身边待了一共31年。

新京报：邓颖超逝世后，你也参与了后事处理过程。

高振普：“我的骨灰撒向海河。”这是邓大姐生前多次交代的。1992年7月11日6时55分，邓大姐不幸去世。遵照邓大姐丧事从简的遗嘱，遗体火化后骨灰撒向海河。

7月17日，邓大姐遗体送往八宝山火化。上午8时，在北京医院举行了送别仪式，中央领导江泽民、李鹏、乔石、杨尚昆、万里、李瑞环、姚依林等把邓大姐的遗体送上灵车。灵车行进在十里长街，送别的人们早已等候在大街两旁，他们肃立而站，目送这位为中国革命奋斗七十多年的先辈。

7月17日晚，我们把邓大姐的骨灰捧回西花厅，安放在后厅。这是我们工作人员的共同心愿，想让邓大姐再在家住一个晚上，我们和她度过最后一夜。

18日早6时，我们开始准备，把骨灰移放到前厅的灵堂，等待着领导同志起灵。8时，在宋平、温家宝、陈慕华等领导的护送下，邓大姐乘上她生前的坐车，告别了西花厅，告别了送别的人群，向天津驶去。

天津海河畔的人们，早已等候在沿街的两旁。天津的领导和各界群众代表集会，举行隆重告别仪式后，我们登上了承担运送骨灰的“新海河”号船。“新海河”号船驶向入海口，按照约定的地点，先由宋平、温家宝、陈慕华、谭绍山、杨德中等向海河撒下鲜花，再由赵炜、我和亲属及工作人员同时把骨灰、花瓣撒向海河。

▲1992年7月18日，在天津“新海河”号轮船上，高振普撒邓颖超骨灰

16年前，我与张树迎亲手把周总理的部分骨灰撒在这海河里。这次我们又把邓大姐的骨灰撒在了海河。两次骨灰的撒放，两次痛心的惜别，两次不同的方式。

谈影响与纪念

"对老一辈革命家的宣传要实事求是，要保证真实性"

新京报：我们知道，你爱人高秀英也曾在邓颖超身边工作。她对总理、邓大姐也是有很深的感情吧？

高振普：我和爱人高秀英都是1956年调到中南海工作，我调到西花厅，她在服务处。她给多位中央领导服务过，为邓大姐服务时间较长，周总理邓大姐称我为“男高”，称她为“女高”。1964年我去当兵锻炼，西花厅的服务员又不在，邓大姐就叫她去替班。1988年退休后，她还多次到西花厅去陪伴邓大姐。

▲邓颖超约见高振普及夫人高秀英、儿子高军

她对两位老人的感情很深。1976年，在周总理遗体告别仪式上，她刚进去就晕倒了。每逢周总理、邓大姐的纪念日活动，她都积极参加。这几年她身体不太好，这次听说你们要采访我，她就止不住地流眼泪，她实在太思念两位老人了。

新京报：你认为两位老人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高振普：影响最大的是他们的奉献、忘我精神，为老百姓做事，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顾全大局，全心全意。勤政廉洁，两袖清风。

他们的言传身教，在细微之处熏陶着我们。无论是从生活上还是政治上，周总理邓大姐总是关心、爱护、教育、培养我们，我们敬仰他们，终生难忘。

新京报：每年你们是怎么纪念总理的？

高振普：最开始没有纪念堂时，1月8日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不用通知就聚集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戴着花默哀。后来有了纪念堂、周恩来纪念室，我们也自发地一起去，参加的人越来越多，有周恩来精神的研发人员和专家，全国各地也有各种纪念活动。

今年因为疫情影响，我们聚不了了，我就用这本新书来怀念两位老人。

新京报：今年是建党100周年，我们应如何继承老一辈革命家遗志，学好历史？

高振普：应该按照中央号召的加强党的革命传统教育，学习继承老一代革命家的思想品德。响应党中央号召，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另外，对老一辈革命家的宣传要实事求是，要保证真实性，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要搞虚假的东西。

“政事儿”撰稿、摄影/ 何强  校对 卢茜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