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赋诗赞为“大鸟”、“疯子团长”也害怕的罗政委，是个什么人物？|山东省

今天，我们一起走近罗荣桓。

在笔者四十余年的军旅生涯中，多次听到军队的前辈们提起罗荣桓元帅，从他们的话语中可以感受到：

罗帅不仅是一位国家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也是一位可敬可佩的人生领路人；

不仅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也是一位具有高尚人品和大智大勇的军人。

罗荣桓元帅

毛泽东主席曾这样赋诗评价他: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注：见毛主席诗词《七律.吊罗荣桓同志》，1963年12月。罗荣桓元帅的确像一只展翅高飞的大鸟，为振兴国家和军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日子里，笔者梳理几段罗帅的往事，以托纪念与敬仰之情。

文丨雪藏

编辑丨李雪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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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疯子”也怕罗政委

1969年，一位在徐州铁路局工作的领导同志来北京治病，实际上他是被造反派打伤了。因为是父亲的老战友，家里就安排他住在大院的一处小房子里。

这位老同志姓白，回族人，抗日战争时期曾经跟随罗荣桓政委在八路军东进支队转战山东。养病期间，他多次讲过 “张疯子”也怕罗政委的故事，给人以很深的印象。

当时，提到八路军东进支队，山东的老同志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张疯子”团长，他就是后来的开国中将张仁初。

1939年3月，八路军115师在政委罗荣桓、代师长陈光的率领下，挺进鲁南，开辟山东根据地。在这支部队中，张仁初任团长的686团，是战斗力最强的主力团。

然而，这位从湖北黄安（今为红安）参加红军的著名战将，可不是什么人都能驾驭得了的。张团长打起仗来敢打敢拼、勇猛异常，在红军时期就是光着膀子挥动大刀带头打冲锋的勇将。同时，张团长发起脾气来，也让领导们十分头痛。

1930年起，罗荣桓同志历任红军第四军政治委员、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这是罗荣桓同志（左二）和第一军团政治部的同志们在一起。图|新华社

一次作战，攻击部队多次发起冲锋，都没有攻下敌人的阵地，作战进入了胶着状态，也就是老同志们说的“打不动了”。这时，张团长的疯劲又上来了，他叫过三位营长，命令他们一个营一个营地往上冲，一定要拿下敌人的阵地。团政委和其他领导一看不对劲，立即报告给了罗荣桓政委。

很快，罗政委来到团指挥所，上来就严肃地问张团长：“你有几个营呀？”张团长回答“三个”。又问：“三个营！三个冲锋打下来，再上不去，你怎么办？”张团长瞪瞪眼，没话可说了。以往那股疯劲，一点也使不出来。

毕竟张团长是一位名将，很快冷静下来，重新组织火力和突击队，再次侦察后重新选择了突破口。罗政委立即支持了张团长定下的决心，并指导部队予以配合。最后，686团圆满完成了作战任务。

有好事的老战友问张团长：“你那股子疯劲见了罗政委怎么就没戏了呢？平时耍起横来不是说要么枪毙了老子，要么让老子回家种地吗？”张团长摇摇头，无可奈何地说：“没办法，人家不以官压人，人家说理，我哪里说得过罗政委。”

于是，同志们一起大笑起来。

2

宝马育人，大德大智

还有一个“张疯子”讨要“花斑豹”的故事。

山东八路军部队在与日军作战的时候，缴获了一匹名为“花斑豹”的战马，非常有名气，很快就被师部收上去了。张仁初团长可是一位爱马如命的战将，看到这匹“花斑豹”，别提多喜欢了，心里痒痒得很！可是，要得到它，需要罗政委的批准，几次申请，都被驳回来了。

罗政委说了：“战马也是战利品，要上缴统一分配，当团长也不能搞特殊！”于是，张团长就以工作需要为借口，三番五次地去要，罗政委终于松口了，但是放出话来，说要看看你张仁初是怎么个工作需要的！

得到宝马，张团长喜出望外，也的确让它发挥出了名马的作用。一次作战，有一名日本军官带领一辆军车逃跑了，车上有几名日军士兵还有作战物资。由于是山路，汽车开不起来，就再路上盘桓前行。这个情况让张团长知道了，他立即骑上“花斑豹”，单人独骑追了上去。

由于地形熟悉，又是山路，张团长的宝马很快追上了日军汽车，日本兵立即向他开火。张团长伏在马上，双手盒子枪左右开弓，精准的马上射击立即打掉了车上的日本军官和所有士兵，最后，汽车司机也被张团长一枪毙命。

团政委听说团长自己去追击敌人了，赶快派人增援，等到了现场，战斗已经结束，战士们只能帮着从汽车上往回运物资了。

这回打了胜仗，该受表扬了吧？

门儿也没有！

罗政委立即批评了张团长独自追击的行为，并且命令团政委要派人看住他，不许他再这么干，同时，悄悄让机关上报了张团长的战绩，并且让宣传部门在部队中宣场张团长的英勇事迹。

于是，这段大帅勇将、宝马破敌的传奇故事，在山东部队，也在八路军中传播开来了。人们既佩服张团长这位孤胆英雄，也十分敬佩罗政委宝马育人的大德大智。

3

破了规矩，得胜也要批评

罗帅不但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也做过军事工作。

1943年3月，他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也正因为如此，罗帅能够很好地处理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的关系，并且指导部队的军事主官与政治工作人员团结协作，共同完成作战和工作任务；同时，对搞军政分家、互相不支持工作的干部，则必定要严肃批评，到了一定程度，则会果断做出组织处理。

罗荣桓同志。图|新华社

这对保持部队战斗力，形成党内生活的良好风气，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95年夏天，我还在陆军集团军工作，有一天在训练中心的标图室里加班，已经退休的老军长阎川野散步经过这里，看到标图室有人就进来了。

【注：阎川野（1921.7—2005.3），山东荣城人，曾任八路军胶东地区2中队分队长、东海独立1营副政治指导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81师副参谋长、副师长，陆军第27军参谋长、副军长、军长等职。】

老首长在战争时期失去了一只眼睛，但身体很健康，并且经常到部队的办公区来转转，非常关心部队的发展和建设。因为原来就很熟悉，所以，很快就聊起天来。

当时，我想到了部队存在的一些问题，就问老军长：如果连长和指导员不团结，老首长们都是怎么处理的？

老军长笑了笑说：“平时好办，可以批评教育，实在不协调可以把他们调开。如果总是不改，就要从领导岗位上拿下来。但是，如果在战时，那就要严肃处理了。”

接着，老首长讲了一个罗帅处理类似情况的故事，直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1945年初到8月份，罗帅在山东组织了五路反攻，对日伪军进行了最后的打击，直到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一阶段，敌我经常打成相互交错的状态，需要战场上的各级指挥员准确判断情况，果断做出处置，采取正确的行动。有时，部分外出执行任务的部队会与主力和上级失去联系，这时，就更加需要军政主官紧密协作，同心协力地完成任务。

有一次，一个连队被敌人包围了，战斗中人员伤亡了三分之一，三个排只剩下了两个。这时，连长提出要向西面突围，而指导员却提出要从东面突围，两人意见不一，争执不下。由于情况紧急，就商量决定：由连长带一个排向西突围，指导员带一个排向东突围。

突围行动开始，连长这边遇到了敌人的顽强阻击，没有突出去，被打了回来；而指导员这边则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幸亏大部队赶来，把连长带的一个排也解救出去了。

作战结束后进行总结，老同志们叫“查战斗”，情况如实上报了。战斗简报到了罗政委手上，他立即指示要批评这个指导员，原因有两条：

一是如果全连合力，就有可能在连长指挥下突出敌人包围；

二是更重要的一条，就是军事指挥员是党培养的作战骨干，通常具备丰富的实战经验，必须成为作战指挥的中心，不可以动摇。

他分析道，如果都像那个指导员一样，动不动就把部队分开带，整个部队的战斗力就会大大下降。罗政委还再一次强调，只要军事指挥员的决心不违背原则，不与上级总的意图相违背，就拥有军事行动的自主决策权。

这件事，教育了很多人，也形成了一种良好的风气，就是支持军事指挥员大胆实施指挥，灵活机动地完成作战任务。

4

高瞻远瞩，决胜锦州

在军政主官团结方面，罗帅不仅教育别人，自己也是这方面榜样。

罗荣桓到四野工作后，与林彪搭班子，指挥了著名的辽沈战役。在这一阶段，他与林彪密切配合，解决了一系列十分棘手的困难和问题，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作战任务。

林彪是一位指挥能力很强，并且很有特点和个性的指挥员，在打锦州的问题上，由于国民党军突然增兵，特别是在葫芦岛增兵四个师时，是继续打锦州还是回攻长春，有一个考虑和犹豫的过程。

1948年10月2日，在四野指挥所南下锦州的列车上，林彪考虑停止攻击锦州，并准备自己向中央军委发电，这在当时也是为了承担责任。

罗荣桓本来并不同意停止攻击锦州，并且一再劝说林彪不要改变决心，但是，当林彪向中央发电请示时，罗荣桓也签上了自己的姓名，以示共同负责。

后来，他终于与参谋长刘亚楼一起说服了林彪，再电中央表示攻打锦州的决心不变，最后，打胜了这一辽沈战役的关键战役，使整个东北形成了有利的关门聚歼之势。

这一形势，对全国的解放意义重大，也是中央的战略意图。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主席才在诗中叹到“战锦方为大问题”，并称罗帅是高瞻远瞩的大鸟。

罗荣桓在辽沈战役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担当精神和劝导智慧，不能不让人觉得高山仰止。

5

砥柱中流，力振国防

笔者自己从陆军集团军调到北京军事科研部门工作以后，同单位有一位叫姚江宁的老同志，是全军军事训练方面的专家。姚江宁研究员本来是陆军部队出身，却经常对空军的同志自豪地说“我也是驾驶飞机上过天的，离地三尺是一家呀”。

后来才知道，他所说的“上过天”，实际上是在航空俱乐部驾驶滑翔机上的天。然而，多数人都不知道，办航空、航海俱乐部等准军事组织，与罗荣桓元帅有着不解之缘！

1956年，罗荣桓同志心绞痛反复发作，健康情况越来越令人担忧。为了不耽误工作，罗帅向中央提出报告，要求辞去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长的职务，专心做政治学院院长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工作。

中央考虑再三后，同意了罗帅的报告。后来，作为政治局委员，罗帅负责了一个时期的民兵工作。1959年12月，中央军委成立民兵工作组，罗荣桓任组长，张爱萍、甘泗淇任副组长。后来，民兵工作组扩大为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仍由罗帅负责，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

罗帅与人民武装委员会和总参动员部的同志一道，在抓民兵工作的过程中，一定程度地顶住了当时已经开始抬头的“左倾”思潮，力求实事求是。

他积极响应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大办民兵师”的号召，但是，并不赞成搞600个基干民兵师，这在当时几乎肯定会流于形式，并且会造成很大的浪费。一些人认为搞600个基干民兵师才能落实毛主席的号召，说起来成绩才显得大。

这时，罗帅起到了砥柱中流的作用，既支持搞好民兵工作，同时反对不顾客观实际地盲目发展。

实际上，罗帅在红军时期，就担任过中央根据地的总政治部动员部部长，也就是在那个时期，他就坚决反对当时奉行“左倾”机会主义的人关于“扩大百万铁的红军”的错误主张，并且指出这一主张造成了许多不切实际的乱象，有的部队明里说扩大红军的成绩很大，实际上只是填了填花名册，根本没有将征兵员额落实到位。

罗帅的坚持得到了多数同志的支持，他还提出了民兵与预备役工作相结合的建设思路，使民兵工作得以健康发展。1960年4月18日，在北京成功召开了全国民兵工作会议，全国6161名来自海防、边防、保卫生产、维护治安等战线的民兵以及战争年代功勋卓著的老民兵、老赤卫队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对全国的民兵工作和国防建设起到了长远的促进作用。

在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61年12月颁布了《民兵工作条例》，将男性公民参加民兵的年龄压缩了5岁，女性公民压缩了5岁，民兵总员额减少了几千万，民兵工作走上了扎实有效的建设道路。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罗帅提出城市民兵工作要抓工厂、抓学校，“要以训练特种兵为主，要将航空、航海俱乐部的工作抓紧，要运用国防体协这个组织去搞，这是我们的强大的后备力量。”

正是因为有了罗帅的正确领导，后来才在全国办了一些有质量的航空、航海俱乐部，为国防事业培养了一批有用人才。以上所述姚江宁研究员年轻时候参加的航空俱乐部，这是罗帅当时亲自抓的工作项目，他可是重要的受益者之一。

如此生动活泼有质量的民兵工作，就是从现在的视角看，也让人叹为观止。

6

肩挑国家重任，呕心沥血

长期的军事斗争和繁重的工作，早就使罗荣桓的身体严重透支。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43年初，罗荣桓在山东根据地写《坚持我们的边沿游击区》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尿血了。

1958年，罗荣桓同志（右）和聂荣臻同志一起在河北省视察。图|新华社

即便如此，他仍然在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了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并于1949年1月任第四野战军政治委员、平津前线政治委员，后又担任华中军区（后为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9月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

1950年4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兼任总干部部部长；

1952年，领导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兼任院长；

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11月，任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

他虽然于1956年12月辞去了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部长的职务，但是，却在1960年底再次担任了总政治部主任的工作，这时，总干部部已经并入总政，工作更加繁重艰巨。

肩负如此多的重要使命，加上对革命事业强烈的责任心，使罗荣桓同志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几乎耗尽了他所有的健康储备——当年能够“草上飞”的“罗眼镜”，身体状况远不如前。

7

仗义执言，冒险保护同志

在繁忙工作的同时，罗帅还念念不忘关心自己的同志，特别是在政治上受到迫害和冲击的同志，不惜冒着风险进行保护。

1958年5月，党内反“教条主义”扩大化，对许多同志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当时担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的刘伯承元帅奉命进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为了承担责任，保护其他同志，主动要求在会上发言并作检讨。

1957年秋，罗荣桓和妻子林月琴。图|新华社

刘帅在京的住所，与罗荣桓家挨得很近，罗帅立即去看望并问候。刘帅的夫人汪荣华高血压病发作，罗荣桓立即叫自己的夫人林月琴陪着去看病，并转告刘帅夫人：“不要紧张，没什么了不起！”

罗荣桓对自己的同志有如亲人一样，特别是出生入死的战友，即使被错误地划为右派，也要冒着政治风险出面保护。

1957年进行了反右派斗争，出现了扩大化的错误倾向，罗荣桓在这场斗争中坚持认为划右派一定要慎重，并且积极挽救同志，解救了不少人。

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是解放军中唯一被划成右派的将军。陈沂和夫人马楠找到了已经不担任总政主任的老首长罗荣桓，哭诉自己的冤情。

罗帅对陈沂、马楠夫妇好言相慰，并仍然称他们为同志，这在当时是十分暖心的事。陈沂被下放到黑龙江一个马场监督劳动后，罗帅还一直关心着他。

1958年，陈沂给罗帅送来了他写的长篇小说《白山黑水》，罗帅写了回信，并协调由《解放军文艺》杂志选刊了《白山黑水》的一些章节。

罗帅不但在政治上关心和挽救陈沂，还挽救了这位将军作家的艺术生命。

1962年，罗帅协调总政为陈沂平反，但是，因为一些人的反对耽误了下来，成为罗帅的一件憾事。然而，陈沂、马楠夫妇一生都十分感谢罗帅，特别是他在最困难的时候给予的关心和支持。

“有一分精力，就要为党多做一点工作”，这是罗帅经常说的一句话。罗帅辛勤工作、关心同志的事迹还有很多很多。当年在根据地，贯彻“左倾”机会主义的一些人打着反托派、抓“AB团”等旗号，对自己的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就曾遭到过罗荣桓的反对和严厉制止。

【注：托派，即“托洛茨基主义派”，后被人利用成为反列宁主义派别的代称。AB团，即所谓“反布尔什维克团体”。】

“大跃进”中的浮夸现象，也被罗荣桓批评为“说假话”。以至于许多老同志都说，如果罗帅晚一点去世，后来的“左倾”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负面影响可能会小一些，反映了人们对罗荣桓元帅正直为人的敬佩之情。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元帅在工作岗位上因病逝世。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忠诚的儿子，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全军悲痛、举国哀悼，恨摧栋梁、痛失人杰。

罗荣桓元帅的高尚品格和光辉事迹，必定与祖国的山河同在，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长伴同辉。

参考资料：

1.《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3月版；

2.《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3.《当代中国民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12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