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中国500强12年之变：重新审视数字化的“颠覆神话”|财富

十几年来，数字科技的广泛应用，触发了管理者们对于新兴商业模式的探索和对数字化转型的期待。同时，一些商业媒体指出，数字化浪潮会颠覆大部分“旧经济”或“传统”企业，世界终将被大型的科技公司和独角兽们所支配。

数字化转型到底会“颠覆”什么？给企业带来哪些改变？那些在数字化浪潮袭来之前就存在的所谓“旧经济”和“传统企业”，究竟活得怎么样？

对于“数字化转型”的热议，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消费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加以苹果手机为代表的智能手机和谷歌的Android系统，使得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通过互联网和数据驱动的方式互联互通，开辟了很多商机，也驱动了风险投资和创业热潮。

在商业媒体中，我们也的确看到一些企业借助数字化手段创新商业模式，进而弯道超车的案例，如奈飞颠覆百事达，拼多多大幅挤压传统电商份额，SHEIN在快时尚领域的迅速扩张以及贝壳在房屋中介行业掀起的革命等等。

但在众多颠覆的声音中，也有一些学者在冷静地思考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真正的影响。例如，伦敦商学院教授朱利安·伯金肖近期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文章，通过对比1995年和2020年《财富》500强和全球500强榜单发现，在美国和全球范围内，大多数传统企业特别是行业龙头，都还在持续、稳健地发展，并没有被所谓数字化浪潮所颠覆。

而过去十几年间，面对数字化转型浪潮，中国的大型企业又应对得如何？我们对比和分析了2010年与2021年《财富》中国500强的数据发现，这十几年来，中国各行业中的龙头企业，大多数也都守住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并没有被数字化转型的浪潮所颠覆；同时，也有少量企业借力数字化浪潮攀升入榜。

对比：2010与2021年《财富》中国500强在榜企业

《财富》中国500强上榜企业，在中国经济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榜上企业2009年的营收总和达到13.7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1%；2021年榜上企业的总营收为53万亿元，超过了当年中国GDP的一半。

我们观察到，曾出现在2010年《财富》中国500强榜单上的企业，12年后仍有263家企业在榜。余下237家在2021年未能上榜的企业中，没有一家企业破产。他们在12年后落榜的原因，或是因为与其它公司合并或重组，或被出售给企业或私募股权公司（私有化），抑或规模不足以上榜。

2021年上榜企业中，仅有9家企业是2010年以后新成立的。（表1）其它228家上榜企业，都有平均超过22年的生存期。由此可见，持续稳健经营、累积竞争优势，是上榜企业的普遍特征。

同时，根据企业在2010年和2021年两次上榜情况，我们把榜单内的企业分为三类。主干企业：2010年上榜或已经以某种形式存在，并在2021年上榜的公司。落榜企业：2010年上榜，而在2021年当年没有上榜的公司（不考虑2010年-2021年间该企业上榜与否）。新入企业：2010年之后创立、2021年新上榜的公司。

我们进而考察了每一类企业的营收能力、盈利能力以及行业特征，具体情况如下。

一、营收能力

这12年间，绝大多数《财富》中国500强上榜企业的营收能力实现了正增长，且三类企业中皆存在营收大幅翻倍的例子。

主干企业营收在多数年份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仅2015年营收增速小于5%。此外，主干企业多数年份营收能力都强于另外两类企业，仅2013年和2014年营收能力被新入企业超过。

新入企业在大多数年份营收增长迅速，12年间，9家新入企业中有6家的营收至少翻了一倍。

落榜企业营收总体上呈现缓慢增长趋势。但即便是2021年掉出《财富》中国500强的落榜企业，少数企业在这12年间的营收还是实现了翻倍增长。比如从2009年至2020年，汽车与汽车零部件业的华域汽车，营收翻了近5倍，可选消费类的豫园商城营收也增长5倍多。

二、盈利能力

按盈利能力看《财富》中国500强上榜企业，三类企业的盈利能力数据，显示出与其营收能力大体相似的趋势。

主干企业几乎每年都实现了净利润的增长。多数新入企业发展迅速，净利润实现了多倍增长。当然，由于商业模式不同，也存在净利润连续几年为负的新入企业，比如美团、贝壳、拼多多等都曾有过连年亏损的情况。

三、行业变化

在中国500强企业中，材料（含金属、化工、建材、纸与林木产品、容器与包装材料等）、资本货物（含电气设备、工业机械、建筑机械等）、房地产这三个行业的企业占比较多。进一步比较2010年和2021年《财富》中国500强榜单，金融业和制造业内新增企业数较多，其它行业的变化不大。

金融业较容易受到数字化技术的影响，可能是因为金融服务的本质是利用信息对风险进行定价并促成交易，是基于信息的“生意”。例如，2018年我国单家股份制银行内部积累的数据体量就达到了100TB以上。

其中，“多元金融”细分领域（如投资银行业与经纪业、资产管理与托管行业、特殊金融服务、多元资本市场等）的变动率为128.6%，即该细分领域在12年间上榜企业数量增加了四分之一左右。

在制造业中，半导体和能源相关硬件、设备细分领域中新上榜企业比较多。“半导体与半导体生产设备”变动率为200%，即同2010年相比较，2021年该细分领域，在12年间上榜企业数量增加了一倍。

制造业中，有些细分行业的企业在2021年下榜，可能是因为受到疫情打击，比如制造业中耐用消费品与纺织服装等领域的企业。

启示：为何传统企业未被“颠覆”

基于12年数据比对，我们可以看出，与美国和全球整体趋势相类似，大多数中国的传统企业，特别是行业龙头们，都还在持续稳健地发展，并没有被所谓数字化浪潮所颠覆。在这个比对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获得以下几个启示。

首先，在新技术浪潮袭来时，企业应该聚焦持续经营，保证盈利能力。2010年到2021年是互联网和数字化转型在中国蓬勃发展的12年，我们看到一些运用互联网技术挖掘新商机，并且依靠风险投资迅速壮大的企业。

这些企业的成功故事经过媒体渲染，引发更多人希望通过“冲浪”快速致富的心理，同时也会引发一些企业管理者的焦虑致使其管理动作变形。

这些年，我们在商学院高管学员的毕业课题和商业计划书中也观察到类似的倾向：重规模、重资本运作、重快速扩张、重流量，轻规划、轻盈利、轻运营管理和成本控制。

然而，回过头来看，在这种倾向引导下的创业企业和快速增长的企业，活下来并健康成长的并不多。

科技发展对于商业的影响是长期的，这种影响不仅与新技术的应用有关，还关系到企业选择的商业模式和组织方式。在科技的影响力呈指数级迸发出来之前，企业还是要聚焦战略规划和持续经营，要盈利，要活下去。

启示之二，数字化转型既是技术创新也是管理创新，生存期比较长、成规模的成熟企业具有各种累积优势，如能在战略规划时主动拥抱新科技，在转型中会更稳健。

例如，起步于1992年的中天科技，在2012年成立了专注工业信息化领域的中天软件业务；2015年组建了中天智能制造联盟，从生产管理信息化开始，逐步打造智能车间、智慧工厂，推动企业实现从“制造”到“智造”的转型升级。2017年，中天科技着手在公司内部打造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2019年正式上线国家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南通二级节点，为后续实现集团的数字化转型奠定了基础。

再例如，美的集团从2012年底开始，用市场订单和消费者的需求驱动整个制造与供应链的运作，实现研产销各个环节业务战线的数据驱动，逐步转型成一家集智能家居、楼宇科技、工业技术、机器人与自动化、数字化创新五大业务板块为一体的全球化科技集团。

类似的500强企业例子还有很多。由此可见，成熟企业因为发展时间长，目标更明确，对于行业的洞悉和方向感都更好，因此在长期规划方面更有经验，面对转型和变革时，也更具有顶层设计和管理阶段性目标的耐性。

启示之三，外界环境发生变化时，成规模的企业通常有更多资源和能力应对变化，在业务、运营和组织等方面的整合性思考更强。他们通过设立专门的组织、跨界收购或合资经营等方式，增强变革的成功率。

比如，比亚迪成立信息技术团队，先后研发出投资预算管理系统、后勤收费系统以及面向全集团的考勤核算结算系统。比亚迪全球设计中心还建立了数字化设计流程，实现创意、模型、验证等环节的数字化系统。比亚迪还与西门子等企业开展数字化方面的战略合作。

与此类似，伊利集团成立独立的数字化转型部门，通过与业务和职能部门开展共创合作，为伊利集团的数字化转型提供评估、咨询和规划。2021年，伊利集团与京东签署框架合作协议，打造国家级供应链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平台，共同推进乳品零售、物流业务以及数字科技等领域的发展。

对比中国财富500强企业榜单这十几年的变化，我们看到，在数字化转型大潮袭来之时，大多数成规模的传统企业并没有被数字化浪潮所颠覆。相反，各个行业的龙头企业获益于长期稳健发展，累积了各种系统性优势，包括较强的变革管理能力。这些资源和能力助力这些传统企业适应环境的变化，包括数字化转型，继续保持行业中的领先地位。

当然，也有一些行业龙头因各种原因转身慢了，增长减缓因而落榜。但在500强的榜单中，这个比例并不高。

在对比分析的过程中，我们也意识到，虽然这些年来互联网技术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影响很大，500强企业在这十几年间上榜或下榜的归因还是比较复杂的。在诸多影响企业发展的要素里，数字化转型只是其中一部分。

我们并非想弱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的作用，但数字化浪潮对企业的颠覆性作用，的确没有很多媒体描述得那么大。

以上研究可以带给企业管理者的启示是：当数字化浪潮的作用被普遍夸大时，企业管理者们应该意识到，面临外部环境的变化，大多数企业弯道超车或猝死的几率都没有那么大。企业的发展没有捷径——数字化也不是捷径，最终还是要靠对外聚焦客户价值、对内打磨管理体系和变革能力，聚焦于企业的持续增长和盈利。

（韩践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教授，金超杰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