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回顾丨胡鞍钢：人类与病毒共存和斗争的历史|胡鞍钢

【编者按】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 就是一部人类与病毒不断抗争，并通过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战胜各种病毒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战胜流行病的历史，中国用占世界很小比重的卫生支出有效地提高了全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我们应辩证地、历史地面对传染病给中国带来的冲击，并正确对付和处理好这场危机。

本文作者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刊载于《卫生经济研究》2003年6月，当时正值SARS肆虐时期，原文标题为：人类与病毒共存和斗争的历史：我国人民卫生健康基本状况。

The history of coexistence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viruses:health status in China

Hu Angang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is a history of ever -fighting against various viruses and defeating them with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 50 years'history of New China , is also one of defeating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improving the health status of 1 .3 billion of general population with a pre tty small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world health expenditure .We should greet the great challenge that SARS bring about to China historically and dialectically , and cope with the crisis correctly .

Key words: human beings ;virus;i nfectious disease ;SARS ;national hygiene conditions

图 | pixabay.com

面对突如其来的SARS 病魔, 人们心理受到强烈的冲击,引起各种猜疑和恐慌, 也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人们不禁要问人类的生存环境是更加不安全还是更加安全? 人类的健康状况是恶化了还是改善了? 人类的健康水平是下降了还是提高了? 回答这些问题不仅需要了解人类发展以及健康与疾病的历史, 也需要了解中国经济发展和卫生健康的历史。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就无法辩证地、历史地认识和看待SARS 危机,也无法正确、有效地对付和处理SARS 危机。

一

人类不断通过知识创新与技术进步战胜各种病魔

人类历史和科学历史告诉我们, 人类与病毒长期以来相互共存、相互博弈、相互较量。人类自有史以来就始终受到各种传染病的折磨、打击, 迫使人类不断利用科学技术认识疾病、战胜疾病。特别是过去的两个世纪以来, 人类战胜疾病的速度愈来愈快,控制疾病的能力愈来愈强, 从而使人口平均期望寿命不断延长。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随着国际商务、国际旅游、国际交往愈来愈频繁,传染病的传播和扩散随之全球化。与此同时, 人类在传染病的研究和防治技术方面也日益全球化。

从总体上看,人类的健康环境在明显改善, 人口平均寿命在不断延长。据估计公元1000 年时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仅为24 岁, 到1820 年时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只比1000 年提高了2 岁, 为26 岁, 1900 年时为31 岁, 1950 年时为49 岁,1999 年达到66 岁, 比1820 年提高了40 岁。其中发达国家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8 岁, 发展中国家为64 岁, 分别比1820 年提高了42 岁和40 岁;中国和印度分别为71 岁和60岁,分别比1900 年提高了47 岁和36 岁(见表1)。这是人类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直接结果,特别是卫生健康知识技术的重大进步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根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2001年估计, 在1960～1990 年期间, 影响各类死亡率和预期寿命的因素有三个:人均收入增长;女性教育水平提高;技术进步。其中技术进步的贡献最大(见表2), 其次是女性教育水平的贡献, 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居第三位。

世界银行(1999)认为,在过去几十年中, 全世界婴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收入水平提高, 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1950年人均收入8000美元(PPP)的国家平均婴儿死亡率为45‰, 20 世纪70 年代具有同样收入水平的国家婴儿死亡率降为30‰, 而1995 年仅为15‰① 。

其他原因包括抗菌药和疫苗的发明, 疫苗研究在流行病方面取得明显进展,有助于根治大多数传染病;教育普及有助于有效地采纳和利用卫生知识,对促进婴儿死亡率的降低具有重要作用;信息技术进步加速了医疗知识和环境卫生信息的传播, 也有助于使人们吸收医疗知识、改善医疗条件。

但是在世界许多地区, 某个时期传染病的突如其来仍然是人类健康的共同敌人和最大威胁, 即使是发达国家也不例外。

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中国不断战胜传染病魔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不仅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落后也是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卫生健康发展最落后的国家之一,长期被称为“东亚病夫” 。当时人口预期寿命只有35 岁左右,比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低15岁;人口总死亡率在30‰以上,婴儿死亡率约200 ‰,孕产妇死亡率为1500/10 万② 。当时我国卫生状况极端恶劣, 传染病流行猖獗, 寄生虫病传播广泛, 地方病流行地区发病率极高, 严重威胁人民的生命和健康, 是我国人群的第一死因。据部分市、县居民死亡原因统计,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城市肺结核死亡率为250/10 万③ 。

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传染病发病人数几千万。1951 年全国天花病有6 万例;1952年麻疹发病人数104 万, 疟疾发病人数293万, 麻风病人50多万,血吸虫病人1200 万,受到感染威胁人口在1亿以上。20世纪50 年代和60年代全国传染病发病率在3000/10万④ 。我们据此估计, 这一时期全国各种传染病发病人数在1600 ～2200 万人之间。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也迅速完成了第一次卫生革命, 即基本上控制并消除了严重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病。过去50多年中国已经消除或基本消灭了鼠疫、霍乱、疟疾、天花、回归病、黑热病等, 有效地控制了白喉、麻疹、脊髓灰质炎、流行性斑疹、伤寒、血吸虫病和布鲁式菌病等多种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流行。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有效地控制和防治各类传染病,其发病率和病死率降至历史低点。

1980 年我国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为872/10 万, 当年发病人数为923 万人;死亡率为2/10万, 死亡人数为2 .11 万人;1990 年传染病发病率大幅度下降为292/10 万, 发病人数减少为326 万人, 死亡人数为1.28万人;2001 年传染病发病率为188/10万, 发病人数为241 万人,死亡人数仅为3700 人(见表3)。

其中2001 年传染病发病率最高为病毒性肝炎, 为65/10万, 发病人数为83万人;其次是肺结核发病率为44/10万, 发病人数为56 万人;第三是痢疾发病率为40/10万, 发病人数为50万人;第四是新生儿破伤风发病率为16/10万, 发病人数为21万人;第五是淋病发病率为15/10万, 发病人数为19万人。

上述5 类发病人数共计229万人, 相当于全国总发病人数的95 .2%。这表明, 从总体上看,各类传染病在我国已经得到有效地控制, 人民的卫生健康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

图 | pixabay.com

三

中国主要卫生健康指标高于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中国公共卫生条件明显改善, 医院数、床位数、医生数成倍增长,许多基本的卫生健康指标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食物更丰富、营养更充足、生活更健康、寿命更延长。

从国际比较看, 目前我国主要人口健康发展指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见表4)。

根据UNDP《2002 人类发展报告》统计, 2000 年世界平均预期寿命为66 .9 岁, 其中低收入国家为59 .7 岁, 中等收入国家为69 .7岁, 高收入国家为78 .2 岁, 中国为71 .4 岁。中国婴儿死亡率、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而2000 年中国人均总国民收入(GNI)还低于世界人均水平。

从卫生健康风险指标看, 中国也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般而言, 一国的流行病发病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负相关关系, 人均收入水平越高, 发病率就越低, 反之就越高。

根据UNDP(2002)提供的数据, 1999 年世界结核发病率平均为64/10 万, 其中中国为36/10 万,发展中国家为72/10 万,中等收入国家为53/10 万, 高收入国家为14/10 万。2000 年中国几乎消灭了疟疾, 发病率只有1/10 万, 与此同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病率还相当高, 印度为193/10 万, 巴基斯坦为58/10万。2000 年世界成人艾滋病发病率平均为1 .2 %, 其中中国为0 .11 %, 发展中国家为1 .32 %, 中等收入国家为0 .61 %, 高收入国家为0 .34 %① 。

显然中国的主要传染病发病率要低于世界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中国人民的卫生健康风险相对较低,生存环境相对比较安全。

这次SARS 公共卫生危机则不同, 无论是发达国家(如加拿大、新加坡)或地区(香港、台湾),还是发展中国家(如中国、越南、马来西亚等)都成为迅速传播的疫区。

一方面SARS 是典型的“超级传播者” , 另一方面它也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代价, 这些疫区大都是经济发达、人口密度高、人员交往频繁的国家或地区。在中国也是如此, 如北京、广东, 现在又随着人口流动,在向华北迅速扩散。

3 月31 日前, 广东是中国主要的疫区, 占全国发病数比重的96 .9 %, 占全国死亡数比重的87 .0 %,北京仅分别为1 .0 %和6 .5 %。到5 月2 日为止,华北地区突然成为“重灾区” , 占全国发病数比重为59 .8 %, 占全国死亡数比重为66 .9 %, 而华北地区的总人口占全国总数比重为11.7 %。

四

中国卫生基本国情

我们面对的一个基本卫生国情是用占世界上比例较低的卫生资源来为世界上21 %的人口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并不断提高13 亿人民的健康水平。

1995 年我国卫生总费用支出占GDP 比重有明显提高,1995 年的比重为3 .86 %, 2000 年提高到5 .30 %(见表5)。根据世界银行《2001 年世界发展指标》统计, 1990～ 1998 年世界平均水平为5 .5 %, 其中低收入国家为4 .5 %, 中等收入国家为5 .0 %,高收入国家为9 .7 %(见表6)。

我国公共卫生支出(指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和社会性卫生支出), 1995 年占GDP 比重为1 .92 %, 2000 年提高到2 .2 %(见表5)。

1990 ～ 1998 年期间世界公共卫生支出占GDP 比重为2.6 %, 其中低收入国家为1 .2 %, 中等收入国家为2 .5 %,高收入国家为6 .0 %(见表6)。

中国人口众多, 人均卫生支出在世界居低水平。据世界银行统计, 1990 ～ 1998 年期间,按官方汇率计算中国人均卫生支出为33 美元, 若按实际购买力平价计算为143 美元, 而世界平均分别为489 美元和561 美元,中国人均卫生支出分别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 .7 %和25 .5 %(见表6)。

按官方汇率计算,1990 ～ 1998 年期间中国卫生支出相当于世界总支出比重的1 .4 %。若按实际购买力平价计算, 1990 ～ 1998 年期间中国卫生支出相当于世界总支出比重的5 .4 %。这表明中国的卫生经费支出效率相当高,用远低于世界人均支出达到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预期寿命, 用占世界很小比重卫生支出有效地提高了近13 亿人口的健康发展指标。

如果中国和美国相比较的话, 按官方汇率计算1990 ～1998 年期间美国人均卫生支出为4108 美元, 相当于中国的124 倍,若按实际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为3950 美元, 相当于中国人均支出的27 .6 倍。按官方汇率计算, 中国卫生支出相当于美国的3 .6 %。若按实际购买力平价计算, 中国卫生支出相当于美国的16 .3 %。

据世界银行《2003 年世界发展指标》统计, 2000 年美国的医疗卫生支出总额为1 .3 万亿美元, 占GDP的13 %, 占全球医疗卫生支出总额的43 %。

美国国家政策研究会的专家认为, 美国花在医疗保健上的费用比世界任何国家都大,但是3/4 的发达国家的健康指标比美国好① 。2000 年美国的人口预期寿命也只比中国高出7 岁(分别为77 岁和70岁)② 。相反中国只用美国1/6 的卫生经费来提供相当于4 倍之多的美国人口的健康医疗服务。

五

人类要与病毒长期共存、相互博弈

我们已经从前面的分析中了解到, 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相比,人类生存的卫生环境明显改善, 人类的健康水平不断提高。但是这一发展趋势并不是“一条笔直的直线” , 远比我们人类所期望的要复杂得多。

正因为没有认识到它的复杂性, 我们对传染病的研究、防治的费用和人力投入大幅度削减。全国卫生机构33 万个, 卫生防疫机构数只占1 .3 %③;全国卫生技术人员451 万人, 但是从事传染病防治的人员比例只有4 %左右, 防治传染病是典型的公共服务, 由于私人回报率明显低于社会回报率, 许多有丰富经验的医护人员转入其他医疗专业。但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 当我们充分享受上述重大的卫生与健康成果20 多年之后的今天, 突然爆发了令世人担忧的SARS 危机。

尽管与其他传染病爆发初期的发病率相比, 目前SARS在全国发病率并不算高, 但是SARS 已经危及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及其他地区, 形成国家危机。它还有快速传播和快速变异的特点, 因此今后它的发展趋势(是否继续爆发和蔓延)和变化趋势(如病毒的变异)如何还很难预计。正如中国医学科学研究院的病毒专家所言, 人类是环境的入侵者,病毒是人体的入侵者。人类又一次突然面对新的传染病的严重威胁。

一般而言, 任何一种新病毒出现, 至少有两个特点:

一是它的初期病死率都相当高, 必然引起人们的恐慌, 病死率越高恐慌程度就越大, 尔后随着人类发明出各种疫苗、抗生素, 它的病死率迅速下降, 最后趋于较低水平, 人们就不再对这个病毒感到恐慌。

二是它的病死率水平是不断下降的, 例如19 世纪传染病病死率在60 %, 到20 世纪中期降为10 %, 这反映了人类认识病毒、控制病毒的能力不断提高。

目前世界SARS 病死率在6 %～ 8 %, 中国在4 %～ 5 %。相比其他病毒初期的病死率要低, 也低于目前狂犬病病死率(2001 年为96%)和新生儿破伤风病死率(12 .5%)。

从人类防治传染病的历史看,SARS 并不可怕, 即使目前它在迅速蔓延, 这只是“猖獗一时” ,不会“横行一世” 。这是因为人类对它还“知之甚少” , 处于“知识不完全、信息不完全”时期, 一旦人类对它的认识和知识“与日俱增” 、“共同分享”时, 就是它受到抑制和控制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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