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登新：三孩政策破解“少子化”难题|董登新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董登新（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

　　从实行一孩政策到如今的“少子化”，我们仅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与此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预计“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口将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2035年前后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这将对经济运行全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社会文化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2016年底，我国60岁以下老年人口首次超过14岁以下青少年人口，这是“少子化”的开始，也是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我国0-14岁人口为25338万人，占17.95%；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目前我国老年人口占比已明显超过青少年人口占比，究竟是老龄化导致少子化、还是少子化导致老龄化？我认为，问题源头主要在“少子化”。少子化”是“老龄化”的另一面，今天党中央、国务院正在依法破解这一难题。

　　1980年9月，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明确提倡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随后党中央向党员、团员发公开信进行提倡，这标志我国一孩政策正式出台并全面实施。1981年，我国成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1982年，党的十二大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

　　正因如此，1981-1997年，我国每年新生人口一直稳定在2000万至2500万之间，然而，1998年陡降至1942万人，这是我国新生人口自1981年以来首次跌破2000万人的水平线，并且随后一路下滑：1999年为1834万人，2000年为1771万人。

　　随着我国新生人口持续减少，2002年政府提出“双独二孩”政策，即提倡一孩，经批准允许部分二孩，严禁超计划二孩及多孩。直至2011年11月，中国各地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即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但政策效果并不明显，2002年我国新生人口继续下降为1647万人，2003年再降为1599万人，2006年进一步降至1585万人，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低记录。

　　不过，随后的2007-2016年我国新生人口经历了十年的小幅回升，2016年我国新生人口增至1785万人，是自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其间，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一“单独两孩”政策逐渐落地实施。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一对夫妻可生两个孩子（俗称“全面二孩”政策）。

　　然而，由于新的生育政策缺乏配套激励措施，没能发挥应有的政策作用，我国新生人口再次转入了大幅下滑态势。2017年我国新生人口为1723万人，2018年陡降为1523万人，创下改革开放以来最低记录，2019年更是下降为1465万人，2020年大幅降至1200万人。

　　回望历史，1998年是我国新生人口的重大历史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我国新生人口不仅跌破了2000万的关口，而且还出现了不断下滑的长期趋势。这一年确有两件大事发生，这应该是纯粹的历史巧合：一是1998年高考大规模“扩招”，中国大学教育开始走向平民化普及阶段；二是1998年城镇拉开“房改”序幕，我国房地产大开发正式启动。

　　事实上，大学教育的普及，一方面改变了我国劳动者的素质和结构，另一方面，上大学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人人上大学成为每个孩子人生的必修课，当然，这也加大了家庭养育孩子的预期成本。

　　与此同时，房改与房地产大开发，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城镇住房私有化比率，甚至一个家庭拥有两三套商品房已十分常见，人们买房不完全是为了自住，而是作为一种投资或财富储备，这种“囤房”很显然是畸形的，它迫使年轻人结婚必须先买房，买房结婚似乎成为了一种社会时尚。这极大地提高了家庭养育孩子的预期成本。

　　实际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与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生养孩子的预期成本也在一路飙升。“生不起、养不起”正是迫于未来支付能力的预期不乐观而形成的悲观生育态度，由此而引发的“不想生、不愿生”更是一种消极、自私的生育态度，这些人认为，与其辛苦艰难生养孩子，不如独享二人世界、快活自在。这也是当代年轻人不愿生养孩子的真实心态。

　　事实上，我国生养孩子的预期成本正在不断地被人为推高，至少包括以下四大类：

　　（一）从怀孕到入托前的预期成本

　　怀孕保胎可能需要家人侍候，甚至要经常向单位请假；婴儿出生后进月子中心，一个月至少需要三、五万，如果聘请月嫂也要上万或更多；国家现行规定产假为98天，在产假期满、上托儿所前，这段时间如果聘请育婴嫂每月费用至少也需要5000元以上。在这一阶段，新生儿家庭所要解决的不完全是“钱”的问题，由于月子中心、月嫂、育婴嫂或保姆在职业上仍缺乏可靠的统一资质认证与信用档案管理，这不仅使得雇佣成本高，而且还存在较高的信用与安全风险。因此，许多年轻父母宁可辞职带娃，或是辛苦自己的父母和祖父母，也不肯聘请职业化、专业化、社会化的家政工或保姆。这无形加大了家庭及长辈生养孩子的经济压力和心理负担。

　　（二）托儿所与幼儿园预期成本

　　由于用人单位对产假的包容是有限的，一些中小企业甚至不接受国家法定的产假，私自克扣产假，与产妇员工达成上班协议，如果不接受只能自动辞职，因此，尽早将婴幼儿送入托儿所，几乎是所有年轻父母的心愿。

　　在托儿所发达的国家，婴儿在半岁或十个月就能进托儿所，这在很大程度上分担了产妇及家庭的育幼压力和心理负担。

　　然而，在我国，公立托儿所少得可怜，私立托儿所收费太昂贵，为此，大多数婴幼儿在三岁前基本上要在家请保姆照顾，或是请孩子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照顾，这是托幼阶段最大的麻烦和家庭负担。

　　我国幼儿园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想进公立幼儿园，必须托人找关系，更不要说好的幼儿园了，而私立幼儿园普遍收费较高，而且距离较远，接送孩子很不方便。

　　由于公立托儿所和幼儿园的极度短缺，年轻的父母尚未怀孕就已开始焦虑：孩子将来在哪里上托儿所和幼儿园？是否能找到关系？由此可见，入托入幼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找不到满意的托儿所和幼儿园。

　　（三）中小学教育与学区房焦虑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是当今家长的焦虑，更是对培育孩子的焦虑。由于我国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而且受教育机会必须与户籍相捆绑，这让教育公平变得更糟糕，一些中小学出于“升学率”的考虑，私下设置入校门槛测试，这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孩子们公平受教育的机会，也有悖义务教育的本源和初衷。

　　为了达成小孩上重点小学和重点中学的愿望，不少家庭临时抱佛脚，通过购买学校周边的高价房，以获得户籍入学资格，进而形成了畸形的“学区房”现象，一些投机客也大量买入“学区房”，囤积居奇，专做倒腾“学区房”的买卖，哄抬房价，扰乱学区秩序。

　　很显然，为了让孩子能上一所好的小学和中学，不少家长攒钱买房就是为了买上学户口，提前透支了育儿开支，并过早、过度承受了沉重的教育成本。原本是“义务教育”，最终却变成了昂贵的“贵族教育”。这也是生养孩子的无形压力与经济负担。

　　（四）大学教育与成家立业压力山大

　　现如今，大学教育已经平民化，但大学仍有重点与非重点之分。考入一所理想的重点大学，就意味着能有一份好工作、好前程。因此，十年寒窗苦读，都在拚一所好大学，这既是孩子的巨大压力，也是父母的无形压力。

　　与国外大学四年百万的成本相比，我国大学收费是非常便宜的，因此，在中国上大学不是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学校的档次及工作单位的选择。这种心理压力不是能用多钱的来表达的。

　　大学毕业找到一个怎样的工作单位，这不仅涉及到工资水平的高低，而且还关系到成家立业的终身大事。即便找到工作单位，也并不意味着进了保险箱，其间可能会失业，失去工作和收入后，可能还要靠父母接济，这是工作竞争的压力，也是父母养育的压力。我们发现身边有许多年轻人工作成家了，却仍要揩父母油水，靠父母赞助，父母当然愿意了，但这也成为人父母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因此，常有父母感叹：辛苦养大孩子，仍然不能放手！

　　更何况，买房才结婚已成为社会时尚，但它也转化为父母必须承受的压力。从买房装修到置办家具，再到结婚生子，父母又要全包，如此循环往复，上一代不仅要付出，而且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以上这一切正是年轻父母“生不起”、“养不起”或“不想生”、“不愿生”的真实原因。

　　如何破解上述难题？2021年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孩子的政策。2021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并发布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并对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作了十分具体的安排。其中，最核心的内容主要有三点：一是建立普惠托幼服务体系；二是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三是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

　　第一，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1）将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2）加大专业人才培养力度，依法逐步实行从业人员职业资格准入制度。（3）发展智慧托育等新业态，培育托育服务、乳粉奶业、动画设计和制作等行业民族品牌。（4）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普惠服务：①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撬动作用，推动建设一批方便可及、价格可接受、质量有保障的托育服务机构。②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③鼓励国有企业等主体积极参与各级政府推动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④加强社区托育服务设施建设，完善居住社区婴幼儿活动场所和服务设施。⑤制定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⑥支持隔代照料、家庭互助等照护模式。⑦支持家政企业扩大育儿服务。⑧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招收2至3岁幼儿。

　　第二，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1）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严格落实产假、哺乳假等制度。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父母育儿假试点，健全假期用工成本分担机制。继续做好生育保险对参保女职工生育医疗费用、生育津贴待遇等的保障，做好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减轻生育医疗费用负担。（2）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地方政府在配租公租房时，对符合当地住房保障条件且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可根据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地方政府可以研究制定根据养育未成年子女负担情况实施差异化租赁和购买房屋的优惠政策。（3）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推进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持续提升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适当延长在园时长或提供托管服务。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有效解决“择校热”难题。依托学校教育资源，以公益普惠为原则，全面开展课后文体活动、社会实践项目和托管服务，推动放学时间与父母下班时间衔接。改进校内教学质量和教育评价，将学生参加课外培训频次、费用等情况纳入教育督导体系。平衡家庭和学校教育负担，严格规范校外培训。

　　第三，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1）规范机关、企事业等用人单位招录、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平等就业。（2）落实好《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定期开展女职工生育权益保障专项督查。（3）为因生育中断就业的女性提供再就业培训公共服务。（4）将生育友好作为用人单位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方面，鼓励用人单位制定有利于职工平衡工作和家庭关系的措施，依法协商确定有利于照顾婴幼儿的灵活休假和弹性工作方式。（5）适时对现行有关休假和工作时间的政策规定进行相应修改完善。

　　我们相信，只要上述配套激励措施得以真正贯彻落实，全面三孩政策效果就一定可以充分显现出来，这对于缓解、改善甚至扭转我国人口少子化、老龄化现状将会大有帮助。

　　(本文作者介绍：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核心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