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另一种“疫情”早已在美国肆虐|新冠肺炎

　　意见领袖丨Project Syndicate

　　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的经济学和国际事务名誉教授）、安妮·凯斯（Anne Case，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和公共事务名誉教授）

　　在2019冠状病毒病爆发之前，另一种“疫情”早已在美国肆虐，2018年死于这一“疫情”的美国人比迄今为止死于冠状病毒的人数还要多。我们所说的“绝望死亡”——由自杀、酒精相关肝病和吸毒过量导致的死亡——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迅速上升，从1995年的每年6.5万人上升到2018年的15.8万人。

　　绝望死亡人数的上升主要集中在美国未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当中。四年制大学毕业生群体的总体死亡率有所下降，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的死亡率却有所上升。2014年至2017年，所有美国人的出生预期寿命都有所下降。这是自1918-19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以来预期寿命首次出现三年下降。随着两种“疫情”同时肆虐，预期寿命将再次下降。

　　在这些死亡数字的背后，同样是令人沮丧的经济数据。据书中记载，美国没有大学文凭的男性的实际（扣除通胀因素）工资已经持续有50年在下降。与此同时，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比那些没有学位的人惊人地高出了80%。随着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越来越不可能找到工作，黄金年龄男性在劳动力大军中的比例几十年来一直呈下降趋势，女性劳动力的参与率自2000年以来也呈下降趋势。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美国人正在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大多数人拉开距离，这不仅体现在收入方面，还体现在健康状况方面。在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中，疼痛、孤独和残疾变得更加普遍。

　　这就是美国在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前夕的情况。现在，冠状病毒又一次暴露了之前存在的不平等。

　　从历史上看，疾病大流行可以说带来了更大的平等。最著名的是，在14世纪的欧洲，黑死病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造成了劳动力短缺，这提高了工人的地位，让工人可以讨价还价。后来，在19世纪，霍乱疫情引发了人们对于疾病微生物理论的探索，为增加人类寿命奠定了基础，首先是在富裕国家，然后在二战后，在世界其他地方，世界各地寿命的大差异减少，朝着大趋同方向发展。

　　但两代人以来，美国国内一直在经历“大分化”，而2019冠状病毒病可能让美国在健康和收入方面本已巨大的不平等雪上加霜。病毒的影响按受教育程度划分，因为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有可能继续在家工作赚钱。除非他们是在医疗保健和其他一线行业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作者，否则他们可以坐视股市推高他们的退休基金价值。

　　相比之下，三分之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作者要么是不必须工作，并因此有失去收入的风险，要么是必须工作，并因此有被感染的风险。大学毕业生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既保护自己的健康又保护自己的财富，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作者则必须承担健康或财富的风险。

　　因此，绝望死亡趋势所揭示的收入和寿命差距现在正在进一步扩大。尽管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在第一次疫情中首当其冲，但非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死于2019冠状病毒病的人数相比之下过高。因此，白人和黑人死亡率曾经的趋同现已偏离了轨道。

　　造成这些种族差异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居住隔离、拥挤的生活条件和通勤方式。虽然这些因素在纽约市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但在其他地方就不见得了。例如，在新泽西州，非裔和拉美裔的2019冠状病毒病死亡率都没有过高。

　　美国昂贵的医疗体系将继续加重疫情的影响。在今年春季失去工作的数千万美国人中，许多人也失去了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许多人将没有替代方案为自己提供保障。

　　虽然没有出现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患者被拒绝治疗的情况，但一些没有保险的人可能没有寻求治疗。截至撰写本文时，美国的2019冠状病毒病死亡人数至少为11.3万人，超过20万人住院治疗，导致人们可能无法支付医疗费用（甚至对许多有保险的人来说），这将毁了他们一生的信誉。联邦政府已经向制药公司提供了数十亿公共资金来开发疫苗，而且，多亏了说客，政府没有在定价上附加条件，也没有向公众强加专利要求。

　　此外，大流行还进一步推动了行业整合，因为它有利于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电子商务巨头，而不利于苦苦挣扎的实体公司。劳动力占GDP的比例——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不可变的常数——近年来有所下降，而产品和劳动力市场上的市场力量可能是原因之一。如果未来几年失业率继续保持在高位，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贸易条件将进一步向后者倾斜，这就推翻了黑死病的类比，也证明了股市在面对灾难时的乐观情绪是合理的。

　　尽管如此，我们不相信后冠状病毒病时代的经济会导致绝望死亡人数的激增。我们的分析表明，绝望死亡的根本原因不是经济波动，而是美国白人工薪阶层生活方式的长期丧失。值得注意的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之前，因绝望而死亡的人数一直在上升，当时美国的失业率从4.5%上升到10%，在疾病大流行之前，随着失业率逐渐降至3.5%，绝望死亡人数继续上升。如果说自杀和失业之间曾经存在某种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在美国已不再明显。

　　尽管如此，过去的情况表明，那些在2020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其整个职业生涯的收入都将较低，这可能会造成绝望，导致自杀、酗酒或吸毒过量致死。换句话说，后冠状病毒病时代的美国最有可能与2019冠状病毒病爆发之前时代的美国一样，只是不平等和功能失调程度更大。

　　诚然，公众对警察暴力或昂贵得离谱的医疗保险的愤怒可能会造成结构性的断裂。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更好的社会。或者，我们可能不会，毕竟凤凰不是总能涅槃重生。

　　(本文作者介绍：Angus Deaton，201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及国际事务学院经济学及国际事务名誉教授，著有《大逃亡：健康，财富，以及不平等的根源》。)